从焦案中我们不难得知，被告和平区公安分局在撤销056号处罚决定书时，并没有考虑过如下几个问题：（1）056号处罚决定书是否已经产生了实质确定力？（2）如果它已经具有了实质确定力，那么它是否拘束上级公安机关发出重新查处、重新裁决的指令？（3）如果有拘束上级指令的效力，那么撤销错误的处罚决定书应当有何规则可循？等等。

民粹主义的操弄者们口口声声为老百姓服务，这事那事都说要问老百姓。此书的形成，有幸得到秦晓先生主持的博源基金会的支持，且很快签了出版合同，但却不意在印刷成书环节受到有关部门阻截。

在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必要特别提到2011年10月公开发表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是我花力气最大、在海内外较受关注、同时也冒风险最大的一个研究成果。但是，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却时时感到很现实的安全威胁。薄熙来的倒台，既是极端势力的失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崇尚民主、法治，致力于保障基本人权的人们的胜利。【按语：薄熙来案昨天结束了庭审，正等待宣判。显然，此时populism没有被他们作为褒义词，仅从有关论著的标题就能看出来。

或许，正因为其凶残，当时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法学和法律界很多人士才奋不顾身地与其作斗争。有人以为，批判民粹主义就是主张精英主义。（注1）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需求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用法律手段来保证公平公正的系统，这一系统旨在于超越任何个人的身份、摒除人为干预，将患者医疗状况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客观需求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

据悉，世界卫生组织也对该系统表示了认可。美国的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 Model for End - Stage Liver Disease）评分结果被筛选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候的时间长短。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依照等级、身份来分配社会资源的中国人而言，肇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运动，至今仅仅三十多年。2013年8月2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最终公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实行全民医保福利的西方国家，即便你是个穷人，只要你排位在前，你的权利就无人可以覆盖。另一个是，选定的医院必须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

3月份的第一周，乔布斯的状况开始恶化，到了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后第二名，终于到了第一名。" 至于怎样排序才能保证"公平与公正"，该条例则一如往常的说法："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订。其中有一段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从进入排队那一天开始，乔布斯的妻子劳伦·鲍威尔成了这个网站的忠实客户，她每天晚上都去仔细查询排位和积分的进展。

有人预测，这一年三月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疯狂球赛季节里可能会因为喝酒而导致交通事故飙升，因而会带来较多的器官捐献可能。注1：笔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媒体上，近年来不时出现诸如"苹果之父乔布斯就是因没等到可移植的器官而离世"或"苹果之父乔布斯就是因为移植器官手术失败而离世"等误传之说。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有约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捐助而实施移植手术。但是他首先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他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几乎根本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

如果有人实在不能容忍"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话，我们不妨在这里换一个说法：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尊重生命、追求公平、保证公正、捍卫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尊严，这些彰显全人类共同向往的价值观，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为种族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许是某种巧合，我最近正在阅读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 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的最后几章。

他和家人立即飞往孟菲斯进行移植手术。最后，在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州排上了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计，公开网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能查到相关数据，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自己的排位情况。一定会有人对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公正"提出质疑：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疗费用，这种规则也是形同虚设这是立法限制言论自由之唯一宪法根据。所谓比例原则，大意是指立法机关虽然可以在保障言论自由的立法中对行使这项基本权利的行为设定限制，但绝对不能以事实上阻止公民行使这项基本权利为目的施加限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宪法是全体代表2/3以上多数通过的，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绝对不能容许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或官员找借口任意剥夺。较之对普通公民，法律制度对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名誉权的保护水平应有所克减。

按比例原则，立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是必要的、适当的、均衡的。易言之，现在政府管理网络和规范网络言论基本上还是搞人治，未能实行法治。

至于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因为担任公职或众所瞩目，不能不承担隐私权、名誉权保障方面的一些克减义务。广义的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也可称为表达自由。

7.对于私权利主体间的诽谤和名誉侵权，公权力组织原则上不应主动介入。退一步说，即使因为多元信息传播机制尚未形成，不实言论易于造成社会危害，那过错也不全在个人，因而惩罚只应采用非刑罚或非剥夺人身自由的较温和形式。

3.尚未制定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不妨碍公民自由发表言论。但是，我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构成对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造成损害呢？判断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绝非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或官员可以任意为之。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言论 宪法准则 。公权力组织主动介入私权利主体之间的诽谤和名誉侵权事件，不仅无足够法律可依，而且不能形成定制，难以为继。

基于这些原则，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只要不触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有权言其所欲言。如果允许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法文件对言论自由限制，则无异于将宪法贬为废纸。

最近，公权力组织处理这类纠纷的方式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议。9.言论是丰富多样的，社会价值往往各不相同，法制应着重严格保护高价值言论。

一般来说，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就是基本权利。国家机关等公权力组织拥有强固法律地位，掌握社会资源，拥有强大影响力，个人言论对它可以造成的实际损害微乎其微，且完全可以通过公布数据资料和发布事件信息等进行澄清。

所以，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言论自由不是一般权利，而是所有国家机关都负有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特征，是国家对其承担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相应法律后，个人与执法机关发生争议时依法裁判的职权在相应的审判机关。2.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不受阻碍地向公众表达自己思想、意见和讲述所见所闻的权利，包含丰富的内容。

一切妨碍公民言论的公权力行为，除非有法律根据，都是违宪和无效的。我国公安机关最近对网上违法犯罪活动展开集中打击，这十分必要。

6.由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所决定，立法限制言论自由必须遵守比例原则。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名誉权克减还不是我国的法律制度，但却是当代世界各法治国家通行的制度，中国可在立法上或在法律实施层面参考借鉴。

行使言论自由需要相应的物质平台，所以，言论自由的具体内容之一，是公民个人举办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网络传输机构的自由。10.网络言论的保障和规范，应尽快实现有法律可依。